《澳大利亚人报》7月23日刊发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蒂姆·哈考特的评论文章称，一些游说团体主张“远离中国”的多元化贸易政策，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说明，澳大利亚需要中国。
文章称，近50年前，澳大利亚政治家爱德华·惠特拉姆访问北京，宣布如果他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将重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惠特拉姆就任总理后，代表澳大利亚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全面建立两国关系。文章称，惠特拉姆既不是“亲华者”，也不是“仇华者”，他只是认为世界必须与中国接触，即使我们未必认同北京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我们重要的双边伙伴。鉴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澳中交往仍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对能源、粮食、高质量专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以及年轻一代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中国也需要澳大利亚。今天，当澳大利亚讨论要不要贸易多元化时，公众却被极端的辩论所主导。但是，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考虑。第一，我们始终坚持贸易和投资多样化。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以及区域和多边协议。正如中国分别从巴西和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一样，多样化其进口来源，企业和投资者一直都在这样做。毕竟，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因其投资组合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其基本原理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次，即使政府想这么做，它们真的能告诉企业该做什么吗?贸易部长真的能让企业多元化吗?南澳大利亚州与中国山东省是友好省州。近期，我采访了南澳州葡萄酒出口商皮普·克劳福德，他在青岛市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投资，甚至放弃了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为山东青岛开发了一款特制的红酒，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澳政府怎么能让她放弃利润丰厚的生意，去别的地方呢?她不会换城市，更不用说换国家了。第三，如果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没错，韩国和日本很重要。东盟和印度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看看中国，澳大利亚有7779家出口商在中国销售商品，远高于在印度的2176家。此外，有3000家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投资，而在日本只有100家。这甚至还没有考虑留学生和游客的数量，以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国家安全游说团体主张“远离中国”的多元化贸易政策，希望我们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捍卫我们的国家主权，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将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或者根本不想计算它。
来源：中国日报网